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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轶的博客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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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朱文轶。1978年11月生。现任千橡集团猫扑网助理总编辑。曾任知名媒体《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资深主笔。 已经出版作品:《进城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断裂的乡土》(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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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惑  

2005-11-04 14:1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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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爱在博上说新闻和工作。我的博之通常功用是制造自我感动的药剂,让我明白现实之美好,偎慵堕懒时,垂头丧气时,见异思迁时,戒之慎之。不过鉴于最近对工作的困惑,我会持续说一些关于新闻的事情,有的纯粹牢骚有的纯粹困惑,都无力提出准确观点和答案。)

    越发觉得,媒体的胜利和新闻的胜利是两回事。

    我们的新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这和十年前发生在《时代》的变化竟出奇的雷同。我看到一份关于《时代》的材料,80年代末时代封面仍然11篇是正儿八经地讨论国际政治问题,90年代末只有1篇左右了。《时代》从来没有修正过自己对受众的定位,它仍然在告诉人们,它的读者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知道内幕,他们特别,是千百万优秀人物中一个很杰出的小圈子;它从来没有修正过自己那句广告词,“仿佛是一个人为一个人(推出的杂志)”,它也从来没有否认自己不去承担一个大刊的责任,但它封面的选择的确发生着变化。是它的受众在十年的成长中发生了变化?还是新闻的政治环境不同以往?当《时代》和《新闻周刊》连续两周刊登了戴安娜王妃死亡的封面文章时,它们那两周的销售额也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这又是好多年以前了。

    当年美国有一家新闻出版集团将旗下一张报纸进行市场转型,指出“衡量报纸质量的标准就是利润底线”、“以受众为本”时说“我们想看一看如果我们总是对受众予以充分的考虑,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他们很快面临着批评人士的指责:所谓的“市场需求”究竟是“个别利益”还是“公众的整体利益”?我手上没有资料显示这张报纸后来的命运如何,是否用事实给质疑的声音予以回击。但对于现在国内媒体普遍的媚市场媚广告媚权力,我们连质疑的声音也是很难听到的,一切合乎情止乎理。在中国,只有背靠央视的白岩松们敢说“分众时代已经到来”敢不买观众的账敢按自己的兴趣办事,像杂志这样的小众媒体,刚刚摆脱大众媒体生存底线的危胁刚刚解决温饱问题,谈贞操谈理想主义嘲弄屈服于商业需求,的确是不明智是很装逼的。

    所以说,“分众”是强势媒体的事。杂志是弱势媒体,它要迎合绝大多数人的口味,反而要规规矩矩地做大众的犬马。他们想看黄赌毒的时候给他们黄赌毒,他们不想看政治了就把一切伪政治报道都拿掉,他们不爱看土不拉几的农村问题我们就拼命追逐时尚,他们爱看历史了我们就交出一打打旧纸堆给他们。

    我认同我们现在无奈而崇高的趋炎附势,它关乎一个杂志在市场化主题下的生存。但我们是不是在强化软新闻抛弃硬新闻?这和前者不应该冲突。

    没有人不承认真正高质量的硬新闻在市场竞争中是有竞争力的。问题在于采访和有创造力地制作硬新闻比软新闻成本要高得多,加上受众对新闻的鉴别力正在降低,媒体越发觉得从软新闻获得的利润会更大。这容易上瘾。就像一个呆在办公室里不出门采访的社会记者,当他发现自己可以通过GOOGLE写出一件合格产品而顺利通过流水线之后,他越来越不喜欢出差和死皮赖脸跟人套瓷这门苦差事,他越来越不职业,也越来越职业,因为他认为他足以胜任眼前的媒体并对此充满自信。我对这深有体会,但我无时无刻无在努力摆脱这个陷井。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也可以制造出这类产品,但和很多人相比,我不自信,所以我痛苦而委顿。

    我们不会承认我们做的是软新闻。我到三联这个杂志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不要犯诸如“不要让好事实挡住好故事的路”的错误,不要犯那些低级媒体的错误,他们总是受到诱惑,想把事实简单化:我们要表达的是丰富性。但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另一种简单化?远离采访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三联目前的倾向性问题?(主要指封面报道)

    给央视去下结论指责他们“正在脱离观众”这是不是简单化?央视、电视体制和制播分离之所以不能实现的复杂性我们是不能涉及的,所以就去做几个简单的判断,这是不是只是为了促成一个“好故事”、一个“好封面”?我被批评近来疏于做采访,但对一个杂志而言,古人和历史题材本身是不是一个采访性选题吗?鸿谷曾那样坚持过“新闻原教旨主义”,但现在也似乎更乐于去从大量阅读中去组装你擅长的政治学分析框架,这是一个记者的倒退还是一个大记者的转型?你很清楚记者应该把自己当作记者而非学者,应该是注重倾听而非渴望讲述与表达观点,但似乎你正在和你的理想背道而驰。我们这一年来使用的封面组合化报道,军团出动,这化解了一名记者操作封面的风险,保障了封面的成活率,造就了看上去的声势浩大,这是不是用策划淹没硬新闻?它的另一种危险在于,这种方式削弱记者的个人角色,虚化了他的职业角色。是的,别人会记住三联今天成功地策划了抗战报道,但“记者”在哪里?

    昨天本来是一心想出趟差,做那个“物价局局长辞职”的报道。但因为已经是周四打了所有当事人电话又都不在阜阳只有作罢。我本想借阜阳这个个案客观讨论一下教育收费的问题。很明显,在中国,教育是一项目庞大的事业。其规模其支出,中央政府都别无选择,只能是下放基础教育服务的责任,同时以法律规定,地方拥有自筹经费的权利。但这就成了所有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到什么程度?如何协调各级政府?如何协调政府各个相关部门?如何筹措教育经费?如何分配经费?其中民办教师问题又是一个个案中的个案:1990年,政府要求立即取消民办教师类别,把所有民办教师转为政府工作人员,但十年之后,农村地方政府仍然发现无论从财力上和师资供应上,很难大量提高公办教师数量以满足农村学校的需要,民办教师代课教师问题其实成了基层教育问题的一个缩影。

    昨天上新浪网,发现《南方周末》已经做了(写得并不算太好)。晚上再上,这则报道跃居新浪的头条新闻,显然由于它的评论已超过2000条。我看了一下我们杂志关于《荣毅仁》的评论,只有简洁的三条,其中一条是“是个好人”,第二条是“顶”。

   “民办教师”这样的题材如果是我们,是肯定不可能去在意也根本不屑于哪怕只用一个报道来关注的。但在“妻女同事一夫”这类消息永远雄踞新闻排行榜首位的新浪,这样冷偏的民生话题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应,能不能说明新闻不光是用发行数据和广告额指标来说话的东西,它仍然需要给人点感动?哪怕这点微薄的感情既又廉价又无足挂齿。《南方周末》和它的鼎盛期相比也许从文字品质到声望发行广告都不如从前,但领导换了这么多轮,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个媒体始终能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心气,这总还是让人服气的。

    我们的确在变得越来越成功而安全,但我们是不是少了一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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