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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轶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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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轶。1978年11月生。现任千橡集团猫扑网助理总编辑。曾任知名媒体《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资深主笔。 已经出版作品:《进城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断裂的乡土》(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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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  

2007-04-27 16:1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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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祖堂是老天津卫很出名的地方。20世纪初,天津城往东有七十二沽,往西有七十二屯,吕祖堂在从旧城出西门约三里地的第一屯。这个供奉吕洞宾的道观,在1900年春天,义和团首领预言的新的宗教时代诞生的一年,成为这场民间运动的“总坛口”。一些武术高手李存义和王绛云随义和团到天津后,在吕祖堂附近广招团民,教习武术。


      
武术从19世纪末就被逐渐荒废了。皖系军官马良“改良国术”的试验并非主流,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使用的方法已经不是传统的骑射、刀枪功夫,而是1894年从德国传入天津的德国体操。他专门请了德国人来担任部队的军操教练。1897年中国人办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医学教育机构、福州利济学堂的何炯则在思考:“近日学堂皆增体操,与拳法有无异同?”


       
义和团在短暂的时间内掀起的民间习武之风是对现代军队和西洋之术的示威,是20世纪初天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部分。这些来自民间秘密社会和自卫团体的成员们以阴阳八卦为各团的代号,他们的信仰混合了《易经》、历史演义、通俗小说中的元素。武术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他们抵抗外国势力,也排斥作为外国文化一部分的现代体育。历史学家Moorris在他的新作《民族之魂: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中认为,19世纪末从西方传入的现代体育并没有受到来自中国城市、文学或商业方面多大的挑战,在这方面西方体育传播遇到的障碍甚至远不如来自传统武术的抗拒。


       
现代化本身不可避免充满着矛盾和修正,这些来自旧传统的抵触也是新事物形成的一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天津某些地方正体现了这种复杂的一面。它是西方传教事业的前沿,是国内天主教势力膨胀最快的通商口岸;它是李鸿章最青睐的城市,李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舰队和海军、陆军学堂——它是新军事和新思潮的实验场,同时也是国内民族主义最主要的阵地。接受新武器和新方法训练的新军中,很多人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们所反对的主体,国外传教势力,又在一定程度影响了相当一批中国文人,他们帮助现代思潮在天津发育,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体育无疑是天津所发生的剧烈中西冲突下的产物,国家和民间力量都参与了这个进程。Moorris认为从“体操”转变而成的“体育”的中文意思,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体育的融合过程,他说,“体育”代表着现代知识、价值和技能……,“体育”意味着为中国人提供了参与、接受“身体培育(body cultivation)”的机会,从“个体”和“社会有机体”两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体育对现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形成过程有着复杂作用,”Moorris指出,现代中国人如此重视金牌,如此重视奥运会,是早在20世纪前期就已经出现的现象,
与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体育的发展息息相关。作为发源地之一的天津的体育发生史则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体育发展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全球化诉求和联系。

  (开车去天津,本打算采访完顺便捎点海鲜回家。最终没买成。天津的路太考验人的方向感了,没耐心转,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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