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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轶的博客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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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轶。1978年11月生。现任千橡集团猫扑网助理总编辑。曾任知名媒体《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资深主笔。 已经出版作品:《进城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断裂的乡土》(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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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一)  

2006-10-24 12:3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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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是充满不安的一年。18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小部分在不安中得到了可以重回城市的消息,我的父母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更大规模的返城还没有真正开始。大家都在等待指令。

    这场以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为动机的运动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却并没有实现预想的成功,它在1976年之前就失去了动力。城市青年们没有融入农村社会,也没有如号召他们这样去做的领袖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民”。农村的一系列生活和观念,除了成为他们青春苦难的胎记之外,并没有成为普遍接受和推崇的价值观。另一面,农村,也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城市来客,相反农民们有点抱怨知青成了他们的负担——1957~1976年间,中国农村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运动发起者致力改造的城乡差异没有消失。

    1976年左右,一些更为复杂的情感已经在一些人中蔓延开。对于这场运动民间开始出现的抵抗以种种消极的面目出现。一个叫任毅的知青在江苏江浦县插队期间写了首名为《南京知青之歌》的歌曲,被广为传唱,他也因此获罪。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的一个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为了让它更具代表性和传播力,他们把歌名改为《知青之歌》。

    1976年1月16日,两个陕西村民给毛泽东写信说,他们无法在城市工厂就业,而农民没有推荐的城市知青却得到了这些工作。让农村青年得到这些工作才更公平,更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毛泽东继三年前的“李庆霖事件”后再次在知青来信上批示说:“送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

    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的几个重要指示之一。由陈永贵任组长的知青办领导小组随即成立,开始为一次全国性会议做准备,但直到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会议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头绪。1976年一开始就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知青问题”不是最紧迫的。

    即使越来越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也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晚年对中国时局的掌握,以及国家对这个伟大人物的依赖。

    毛泽东一系列的最后指示,和他从前的话一样从来没有失去过感召力。除了知青指示,他还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他说,“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里面有一部分是针对邓小平的,后者在1975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整顿努力已经深入人心,“安定团结”恰好是他自1975年复出以来的办事原则。1976年1月19日邓小平首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介绍中说他是“周的继任者”。接替周恩来的另一位候选人,是张春桥。

    毛泽东的政权后期就由一连串这样的格言固定着。而当这些话在1976年元旦前后一次又一次令人紧张的政治局会议被“四人帮”拿来作为武器,被争斗的两派争相引用时,充分表明了这个国家1976年正在经历着的,权威即将失去时的不安和茫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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